這是寫給譚老師的郵件的部份，寫在這裡暫時作為一個小結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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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器物的型態應該其實都有其自身型態的必然以其人為的思維影響(姑且把它當成是設計的內容)兩個層面，所差異者應該在於人是否任其自在之型態或者是意欲主宰其必然。若人任其自在之型態，當中應當亦有人為的主觀思維(設計思維)，以筷子為例，人仍有選擇其他器物的可能性，而”選擇筷子”本身，正是人的主觀思維所在。確實如老師您所點出的，若要探討東方的筷子，則應該從人是如何在飲食之中，完成其”人的飲食”的。筷子本身的兩根長棍可視為是功能上的必然型態，然而從其或方或圓，則可視為是美感上的問題。
本來，我在寫完筷子一文之後，開始或多或少思考”書”的問題，讀了老師的信之後我嘗試做了下面的小結：
西方視”書本”只為文字(訊息)的載體，這從西方如何看待書的歷史中可以明顯看出來：兩河流域與古埃及的泥板，被視為是書本的最早型態。因此今日人在面對電子書、網路等新的載體的時候，自然不禁要感慨道是”書本的末日”了。
我卻認為，書本，其實只是存在於人的閱讀與人在閱讀時的時空下的聯接物。我喜歡在坐車途中閱讀，最初我總是攜帶我想要閱讀的書，然而最終我經常閱讀的，卻竟然大多是方便輕巧的小書。又或者我始終放在枕邊閱讀的，不是精美的精裝書，如設計年鑑，而是老師您的論語與中國思想，其選擇的關鍵不在於我不喜歡看設計年鑑，而是在晚上的床邊，我所希望閱讀的是一本柔和清雅的中文書。我也嘗將論語與中國思想隨身攜帶以便閱讀，然而在坐車途中的整個氣氛環境，是無法能夠讀得下書的。從此，能夠清晰看出中國思維中為何書本如此輕盈，而西方則希望書本又沉又重的原因，其只在於西方視書本為文字知識的載體，自然應當如西方知識那樣沉澱深厚，然而東方只視書本應為人的閱讀而存在，輕盈的書本自當是適合讀書人處於幽靜清雅之處閱讀的。所以假如要回答新的文字載體的問題：我們可以說，若人願意從文、願意發掘書中之深，如同人所處之幽，則書本是唯一可能的必然型態，自然沒有所謂書本的末日，即便有，也應當是”文人”的末日吧。
若其區別真是如此，則我如果要探討設計的東西方問題，其一自然是不能專以人之主觀的主宰思維為設計之全部，而應該變成兩個問題：一是人應當如何透過物成全”人的行為”而不單單只是一個”行為”，這裡應該就是物的自在形態所應該佔的位置。
二則是工藝與美感的問題：在工業生產中，人是無從從物本身感受到”人”的美的。在手工藝時代，”物”是工匠所留下的痕跡，人得以從當中得到真正的人的美感思維。然而機械生產不同，物只是以一種型態出現，卻沒有如”從人而來”那種無以窮盡的美感的，頂多也只能是觀賞者自身的臆度，其根本是被侷限的。從工業設計的歷史上來看，工業生產之所以能夠被接受，是因為西方的傳統工藝是為上層社會所服務的，平民的器物卻只是單單以器物存在的 (盡管如此，當中確實也有具備深刻美感思維的器物)。在工業革命的時代精神 – 平等 – 之下，工業生產既將物提高到的接近手工藝的精緻(作工精緻)，也將物的價格降低了。這是工業量產當中的核心精神所在。若我們在今日要探討東方的設計問題，首先要面對的，是工業生產是否仍有保留”手工藝精神”的可能，也就是即便物的成型不再是由人的雙手製作，物是否仍有可能讓人在使用中能夠感受到製作者(設計者)的、屬於人的、無以窮盡的美感思維。若此，則東方美感思維才有可能在工業生產之物中有所傳達，因為東方的美感思維是”屬人的”。關於這一點我還未能繼續深入，但我相信有其可能性，因為這就像，即便是工匠，他也需要雙手以外的工具，我們並不會以”以工具製作的”就當成是”不是手做的”，其關鍵應該也只在乎於心的出路吧。(明顯的對比是大陸現今的廉價手工，雖然稱之為手工，但相較於中國傳統工藝，其實當中根本是沒有手工藝精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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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譚老師，能夠有一位思維深刻而且以真心追求真知的老師是非常難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