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婚姻本身牽扯概念有二：一為同性戀，一為婚姻。同性戀在在婚姻問題之前，首先是一個個體之人的存在。既然已經證明同性戀非病態、殘缺，故其基本人權應與一般人無異。在基本人權的基礎上，才有婚姻的問題。若談人與貓或汽車是否能夠結婚，則因為貓與汽車無基本「人」權，因此若談人與動物結婚，則甚至由於動物無以語言主張自身權利的能力，而反而有人虐待動物的可能。因此，人與動物或物結婚的概念，非是同性婚姻的延伸，而是對「人權」的曲解。
人類之婚姻本質問題，基督教雖認為此為神之設計，然而從人類的真實情況看，婚姻是一社會概念。家庭是自然發生的結果，與某些其他生物會組成家庭、某些生物不會組成家庭一樣，由其物種本身的特性決定。人之與他人結合、同居、生育下一代而成為配偶亦是。然而，當中實無必然形成的特定婚姻儀式與制度。婚姻因此只能是人類社會化後的概念，因為是社會概念，所以婚姻在不同文化中，為了平衡家庭自我鞏固與社會利益之間的衝突，或者為了尊崇某特定結合方式的典範等等，因此有各種不同被制定的婚姻「制度」，而人由制度得到保障與限制，如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等等，在羅馬帝國時代，亦有同性戀締結婚婚的事例(Shaw, Brent 1994)。兩人結合之價值感與責任感，是人的情感。但人因生在婚姻制度的社會中，所得到的婚姻的保障以及婚姻背後的社會認同，也影響塑造其伴侶交往、擇偶等行為，主張婚姻制度是人婚姻忠誠之根本的主張，只對了一半，婚姻忠誠本質上更多是人自身的情感問題。
婚姻以一社會概念看待，才有改變「婚姻制度」的這一步。若認為《聖經》一夫一妻制度為神之絕對規定，那麼同性婚姻是不用談的。此時，問題只是：宗教是否應擁有左右國家政治制度的權力。從歷史的教訓看起來，似乎這樣的權力往往只導致悲劇。另外，台灣為民主共和體制，故宗教左右政治無正當性。
同性婚姻修法，因此牽涉到了改變社會制度(法律)的問題。於此而有「制度」本身的技術性問題，以及「改變」所造成的影響兩個層面。制度本身的技術性問題比較為容易思考。公聽會上提出「憲法」根本的問題時，有主張中華明國憲法已明訂婚姻為男女之關係。然而我認為「憲法」作為一國之根本法，本意與功能上是以「法」規定國家之運作、避免獨裁政治、保障人民之權益。當中並沒有欲「明訂」婚姻實質內涵的用意。認為修法違憲的說法，其實只作文字遊戲，而曲解憲法之根本精神。(註：憲法前言：[...]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制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咸遵。)
公聽會上學者提出許多同性伴侶如何在還未修法通過的情況下，在現有法規中找到保護自己權益的方法，實是善意，但這也看出來，制度本身只是技術性問題。因此，對於同性戀者與修法者來說，明白那一個版本的草案是真正實質上對於同性戀者有所保障，使同性戀在法律前真正無異於異性戀，而且是最容易進行者，才是自己應該支持的最佳解。而非欲藉修法無限擴張自身利益，如此則反而不真。
在「改變」造成對社會的影響問題上，個體與共體是不一樣的兩個層次。首先是個人價值觀之剝奪與否，因此有人主張這牽涉民法修正草案中，是否應改變稱謂的問題。然而從民法改變稱謂而主張人 之間的稱呼不再具有效力的事實，這樣的說法明顯有點牽強。允許同性戀結婚，實質上亦對已經成婚的異性戀沒有影響，這也是明顯無須解釋的。因此只有社會共體價值觀以及教育二者才是問題的關鍵。社會共體的價值觀與弱勢族群權益之間的衝突，並非新鮮事。社會之共體與個體價值觀的區別是甚麼？舉例來說，人可能反對自己的子女從事某職業，但是同時人卻不干預鄰居的小孩從事該職業。這便是社會共體性與個人價值觀之間的區別，在一家庭中主張自身的價值觀與在社會中所表現理性，兩者實不能混為一談。對於法公聽會中有發言人提出關於是否支持同性婚姻的民調中，我因此對民調問卷中問題陳述的方式頗不認同。其民調問題為：「您認為婚姻伴侶是否應為一男一女？」然而，此只為個人價值觀問題，非關社會共體性之提問，實際上考量弱勢族群權益問題，其問題應該為：「相愛之同性欲結為婚姻伴侶是否正當？」，然後對比「相愛之異性欲結為婚姻伴侶是否正當？」，在兩個提問之間對比，才能對社會共體的價值觀真正有所了解。關於民法的修改是否符合社回期待、與修改的時機問題，必須對社會共體作正確的提問，然後才能有所評估。至於民法稱謂是否動搖社會價值，我覺得就社會價值問題去質疑未免張冠李戴，稱謂應就法律本身的嚴密性去討論。
另外反同性戀人士往往提出「教育」方面的質疑。此純然只是教育問題，非是關乎同性戀者權益的法律問題。另外，認為允許同性戀結婚，有改變異性戀者性傾向之疑慮，此毫無疑問已經是「歧視」。何以認定異性戀優於同性戀？此只能作為一人個體之價值觀看待，正如有人對學歷歧視、對省籍歧視、對工作歧視等等，只是個人的思想自由。另外這也說明台灣同性戀議題仍舊缺少真實的知識，如欲切實討論性傾向問題，則雙性戀(bi-sexual)、轉性人(trans-sexual)方面的知識都需要攝取。否則只是欲粗劣地將人一切為二，非A即B，只見分類區別他者之意圖(偏見)，而非真正有心理解對方。
無論社會共體價值觀最後為何？作為一之民主共和國，台灣從憲法根本上是不允許忽視弱勢團體利益的。換句話說，保障同性婚姻應該是台灣作為主權獨立之個體應行的主動之事，而不應如今日般還需要各種群眾運動來督促。法學者有提及行/立特別法照顧同性伴侶權益，並無違反憲法平等原則。說實在，從今日的狀況來看，這樣的主張並沒有錯誤。然而這並不表示行/立特別法是解決同性婚姻的優先解，於此法學者並沒有提出合適的理由說明。反而，行/立特別法只是在萬不得已中的最低限度的最差解。只有在修改民法有明確不可行的狀況下，才有另定特別法的選項存在。
此外，對於特別法的討論在公聽會上其實完全無實質性貢獻，理由是立委提案中並沒有特別法的草案足供對比 (反對婚姻法的人欠缺積極作為!) 。因此，從現狀上看來，另修特別法的主張對於同性戀者是不公平的，在同樣的時間因素裡，在面對同性戀者切身急切之需求之前，提出這種主張雖非惡，但是因為並非積極作為、而不是善意。
最後是子女收養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在公聽會上，雖然討論了很多關於血親收養、非血親收養等等，但討論的方向完全錯誤。台灣現行法規並無限定子女的收養必須是父與母的雙親家庭，即，單親家庭亦可以收養 (公聽會衛服部的簡組長實是盡責誠懇的政府工作人員)。在這樣的前提下，只要同性伴侶能結成婚姻關係，那麼收養就已經沒有問題了，無須其他法律規定。同性伴侶所面對的，亦是一方血親子女無法與另一方成為親子關係的實際問題，這才是急切而嚴肅的問題，而非是隨意建立親子關係的多元成家制度，如此過度將焦點集中於被害的想像而忽略解決眼前事實的問題，顯得畫蛇添足，也容易讓人質疑另有居心。其他如歧視、兒童權益問題等等，一如我幾年前的文章所寫，此只是評估的專業度問題，與同性婚姻無關。另外代理孕母問題，目前是異性戀與同性戀同樣面對問題，因為台灣並無代理孕母制度。因此，我認為應先根本地將婚姻法修好，然後才去談代理孕母問題。此實是兩不同問題。
關於四種不同版本的修法草案，司法部在公聽會上提出評估報告，認為尤版最為容易、影響層面最小。
- 尤版新增一條文為： (971條之1)同性或異性之婚姻當事人，平等適用夫妻權利義務之規定。同性或異性配偶與其子女之關係，平等適用父母子女權利義務之規定。但本法第1063條以異性配偶為限。
(註：民1063：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 前項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 前項否認之訴，夫妻之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之時起二年內為之。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仍得於成年後二年內為之。) - 修改972 婚約由男女當事人自行訂定 為 婚約由雙方當事人自行訂定。
- 修改973 男未滿十七歲，女未滿十五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為： 未成年人未滿十七歲者，不得訂定婚約。
- 修改980 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 為： 未成年人未滿十八歲者，不得結婚。
- 修改1079之1 法院為未成年人被收養之認可時，應依養子女最佳利益為之。 後補述： [...]法院為前項之認可，即收出養媒合服務者為收出養評估報告時，不得已收養者之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特質等為理由，而為歧視之對待。
當中更動事項極少，我認為善意充足，且是負責任的作法。但修改973與980與同性婚姻法並無直接關係，其關係原民法針對男女生理成熟年齡不同的設計，非刻意不平權。若研究發現男女生理成熟年齡因時代變化而改變，則是另一議題。又1079的補述，我其實同意公聽會中學者的看法，這段補述有先入為主認定法官不公正的問題，法官之不公正難道只僅限這些與性別、性傾向等的因素嗎？其實與其用「不」來消極避免，不如以「法院"應"」來積極主張尊重專業評估、公平對待即可。若此，其實只需新增一條、修改兩條法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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